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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

我们需要一个说理的社会

梁治平:法治中国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建设一个说理的社会,尊重说理,保护说理,对非理强制和暴力绝不容忍。

[梁治平,著名法学家,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、副所长,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所长。本文为作者2018年1月9日在2018“新年期许”论坛的演讲修订稿。作者授权FT中文网发表。]

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:“我们需要一个说理的社会”。

其实有这个想法很多年了。今天还在这里讲,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,每每看到身边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,依然觉得这种需要很迫切。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说理的社会里,这样的社会更文明、更美好。我把自己一点浅显的想法说出来跟大家分享,也想听到各位的批评。

过去的这一年,对我个人触动最深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核危机。我觉得,自上世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,人类从未离一场核危机这么近。如果这个危机真的爆发,我们今天谈论的很多事情就没那么重要了。我们面临的是其他问题,那些问题真的是生死攸关,而且真的把人类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。所幸这个危机暂时没有发生。我们这里还是其乐融融,市井繁华。

不过话说回来,我个人这样感觉,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某种切肤之痛。对另外很多人来说,核危机的事有点遥远,眼下切实的感觉是:“这个冬天很寒冷”。前段网上有一则图片:大冬天里,一群小学生把课桌搬到院子里,在露天下上课写作业。为什么?因为外面有阳光,而教室里太冷。这张照片很让人辛酸。北京大兴的一场火灾,也让很多人感觉这个冬天非常寒冷。这些人虽然没有被大火烧到,但是他们的个人财产和居所一夜之间都没有了。

也是最近网上流行一个段子,大家可能看到了,说的是“低端”人群见面会问:你的房子还在吗?“中端”人群见面会问:你的孩子还好吗?而“高端”人群会问:你什么时候进去?不同的人群关心的问题似乎不大一样,但都涉及一个问题,那就是作为中国公民的我们的财产、自由、安全和尊严。我今天要讲的,根本上涉及的就是这些问题。

首先要说一下,什么是说理?照我的理解,一个社会里的人遵循某种共享的规则而展开的表达、论证、说服活动,就是说理。说理是一种主体间的活动,所以它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思想方法、行动方式,更是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,是一种生活方式,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样式。

跟说理接近的词是“讲理”。这两个词是共通的,但具体的用法有些不同。讲理主要关乎主体的立场、原则、姿态、态度等,关涉的问题是讲理和不讲理。说理涉及的主要是这种活动的真伪、优劣、高下等方面,比如会不会说理、说理说得好不好。如果我的题目改成“讲理”,问题就变成这个社会讲不讲理,社会成了主词。这不是我想要说的。我在讲说理的社会的时候,其实指涉的是社会中的各个主体,包括个人、组织、机构,是他们交往的一种方式,也是一套制度,一种文化,或者人们的一种习性,一种互动方式。总之可以说,说理就是讲理,只不过在讲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,把讲理的方式、方法和品格、品性揭示出来。

那么,为什么要说理?说理的价值在什么地方?我想,说理最显著的特质,就是它的非暴力性,实际上,它也反对各种非理的强制,反对各种横暴的权力,尤其反对用暴力方式来解决可以用说理方式解决的问题。说理意味着社会主体之间存在最低限度的互相承认和互相尊重。你要承认对方的存在是合理的,承认其利益和诉求具有正当性,就必须倾听对方的意见。这也意味着某种基本的社会共识,某种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,这又涉及社会凝聚、社会权威之类概念。所以,我们司空见惯的各种赤裸裸的压迫、压制,或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剥夺,在这里都是反社会的、不可接受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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